治大国如烹小鲜，这个道理郑勋睿非常清楚，前世身为公务员的他，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是非常关注的，其实治理国家，最为关键的是有一套优秀的管理体制和制度，同时这个管理制度能够完全的落实下去，当然任何的管理体制与优秀的制度，都需要通过实践不断的进行检验，以至于不断的完善，偏偏郑勋睿就有着这样先知先觉的优势，毕竟他是穿越之人，几百年之后不少优秀的管理体制和经验，随时都能够拿来为自身所用。
到了瑞元元年的十一月底，户部收到的商贸赋税、农业赋税以及海上贸易的保护费等等，包括没收的原郑芝龙的银子等等，总计折合白银已经超过一亿一千万两白银，这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，不过开销同样是巨大的，官吏的俸禄需要开销折合白银三千五百余万两白银，郑家军需要开销近三千万两白银，其次就是各级官府需要的日常开销折合白银一千万两左右，返回给各省的赋税折合白银五百万两左右，去掉这四项的开销，剩下的白银就只有三千万两左右了。
需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北方以及南方少部分地方的抚恤费用高达五百万两白银，整治北直隶境内的大运河开销两百万两白银，此外就是各地整修水渠沟渠等等事宜，包括整修道路等等，都是需要开销钱财的。
若是钱财的开销，全部都要户部来操劳，那么户部的官吏都是累死了都忙不过来。
所以郑勋睿建立起来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，专门用于钱财开销的事宜，这个体制的贯彻落实，还要依赖大明皇家银行。
大明所有官吏，包括郑家军所有将士，凡是从朝廷领取俸禄之人员，其俸禄的发放由地方官府造出名册，具体发放事宜有大明皇家银行直接负责，所有人都到银行去领取俸禄，包括京城的官吏也不例外，此举就杜绝了官吏贪墨俸禄事宜的出现。
地方上需要整修沟渠和道路等工程，这是需要开销银两的，由地方官府来承担是不现实的，必须要由上面来承担，这种大型的工程，由地方官府造出预算，看看需要多少的钱粮，然后报送府州衙门审核，最终由省巡抚衙门确定，预算超过十万两白银的工程，必须呈奏内阁审批，最终由皇上直接确定。
内阁在批准工程之前，户部和工部根据情况的需要，派出人员前往地方上核实，经过核实之后，内阁根据户部钱财的多少，看看是不是批准这个工程。
地方上都察院派驻机构，必须严格审核工程，若是工程出现贪墨事宜，或者是假报工程，那么各级都要追究责任，而责任最重的就是省府州县等衙门。
这样的管理体制，让各省的巡抚、知府、知州和知县都是小心翼翼的，就连驻扎在地方上的都察院都是特别小心的，弄得不好就要跟着倒霉。
瑞元元年需要开销的地方特别多，以至于内阁最终否定了很多方面的开销。
故而看起来庞大的收入，真正用起来就没有多少了，何况皇上已经提出来明确的要求，那就是府库必须有折合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的钱财储存，今后每年都要增加，一直到府库有约折合一亿两白银的钱财了，才能够真正放心。
瑞元二年需要展开的征伐，还是需要依靠大明皇家银行的。
或许是郑勋睿提出来的诸多的管理体制，让徐望华和周延儒等人有些不适应，一段时间过去，徐望华和周延儒等人忙的四脚朝天，几乎没有什么歇息的时间，就算是休沐的时间，他们都是守候在衙门里面的，前往京城来禀报事宜的官吏络绎不绝，毕竟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内阁商议和决定的。
徐望华和周延儒等人都在皇上面前叫苦了。
郑勋睿明白其中的奥妙，毕竟新的体制机制刚刚开始推行，必须让朝廷之中三品以上官员和各省的巡抚充分的熟悉，然后才能够朝着府州县一级一级的落实下去，若是刚开始就落实到最下面去了，必定会引发出来更多更大的乱子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只能够让徐望华和周延儒等内阁大臣辛苦一些，包括朝廷三品以上官员，以及各省的巡抚。
同时，每次早朝议事的时候，郑勋睿也特别强调了，万事开头难，这些规矩和制度刚刚开始实施，必定有一段时间适应，这个适应的过程，内阁首当其冲，其次就是六部的左右侍郎和各省的巡抚，再次就是六部的郎中和员外郎等等，包括都察院的佥都御史等等，一旦大家真正适应了这一套的管理体制，今后署理公务就会顺利很多。
郑勋睿强调更多的就是清廉，对于官吏贪墨的行为，都察院要严肃处理，决不姑息，对于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，一样要严格查处，凡是贪墨的官吏，原则上是要罢免一切的官职，同时按照品阶的高低交给大理寺或者是地方的提刑按察使司处理的，至于那些占着位子不做事情的官吏，警告和训诫无效之后，同样罢免一切官职。
更加让各级官吏担心的是，一旦被罢免官职，甚至是遭遇到大理寺和提刑按察使的处置，就失去了所有的收入，生活都没有保证了，要知道朝廷对于官吏是负责终生的，致仕之后也可以领取一定俸禄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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